本文是吴晓波教授在日前举办的第二届湖州“浙江大学校友日”暨浙江大学校友经济思享会上的演讲实录。在题为《改变世界：穿越周期的一流大学校友企业家》的演讲中，吴晓波教授分享了他对世界一流大学校友创业与使命的思考。会务人员对演讲内容做了记录与整理，现予以发布，以飨读者。
吴晓波教授介绍
·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 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吴晓波教授30年来积极从事以创新与战略管理为核心的研究，在技术创新管理、全球化制造与创新、包容性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领域开展了开拓性的研究。于90年代初，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快速追赶的实践，提出“二次创新管理”理论，为广大“后发企业”成功实现“追赶”指出了有效的途径和战略。近年来，提出基于中国领先企业创新管理实践的“C理论”，专注于“从追赶到超越追赶”的创新与战略管理理论研究。其专著《全球化制造与二次创新：赢得后发优势》、《华为管理变革》(合著)获浙江省和教育部优秀成果奖。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及重点项目、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及重点项目、重大横向科研项目、欧盟第七框架项目、IDRC国际合作项目等30余项。担任《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l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Asian Journal of Technology lnnovation及《管理工程学报》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编委、副主编、主编。
精彩观点
人才培养是教育的目标和导向，在教育的过程中与科技体系的改革和发展相结合，通过科技驱动经济社会更好地发展，当前这一方向愈加明确。
斯坦福大学等一流大学培养的人才及其创立的伟大公司，在改变着世界。尽管中国这样的校友企业还相对较少，但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类企业涌现，独角兽企业将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改变世界实际上是在穿越周期的过程中实现的。而科技的发展会打破原有的生命周期天花板。我们所倡导的大学推动的创新创业，就是为了摆脱大周期内的“卷”，打破天花板。
中国正在从原有的受制于他人的范式、原有的周期，切换到新的范式、新的周期。在这一过程中，大学是创新驱动的源头，而投资者需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帮助突破“技术死亡谷”。
作为一流大学，我们浙江大学的使命就是要在穿越周期的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我们需要加强学科间的交叉，并推动创新创业理念融入。特别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智能化和数字化）的新机遇窗口期，希望我们浙大承担这样的使命，校友们承担这样的使命，那就是：创新驱动创业——然后改变世界！
演讲全文
今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我们指明了下一步发展的方向，其中着重提到了教育、科技和人才三位一体的统筹发展。人才培养是教育的目标和导向，在教育的过程中与科技体系的改革和发展相结合，通过科技驱动经济社会更好地发展，这一方向愈加明确。今天，我主要分三部分来展开：改变世界的一流大学校友创业，穿越周期的创新以及浙江大学校友的新使命。
第一部分：改变世界的一流大学校友创业
一流大学的贡献，最显著的体现之一便是教师或校友创办独角兽企业。斯坦福大学著名华人教授李飞飞，她在请了两年的学术假后，仅用三个月时间就创立了一家独角兽企业——World Labs，这家公司致力于让机器人理解语言和命令，当前估值已超过10亿美元。这说明从最初的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再到实际应用，这一创新链条已经从长变短。浙江大学药学院2013级毕业生黄步威联合创立的AI制药公司Xaira，甫一成立就完成超10亿美元的种子轮融资，迅速跻身独角兽企业行列。从美国独角兽企业的分布来看，这些企业往往集聚分布于各个一流大学的周边，尤其是加州和纽约州，这种地理上的集聚使得创新源头与产业化下游的衔接变得非常顺畅。中国的情况也非常类似。
美国独角兽企业分布情况
在全球知名投融资数据分析公司PitchBook发布的全球创业者大学榜单中，前十名中有九所是美国的，只有一所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大学。斯坦福大学名列榜首，无论是本科生、研究生还是MBA项目，斯坦福大学都是佼佼者。其校友企业在加州的数量达到18000家，年营收达到1.2万亿美元，在全球则有39900家，营收达到2.7万亿美元。如果将斯坦福大学的校友企业视作一个经济体，其经济规模排名全球第6左右，与英国相当，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全球创业者大学榜单（前十）
接着我们回过头来看浙大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大学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在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大学与顶尖大学的差距较大。但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凭借着浙大的拼搏精神，浙大在很多项国内大学排名中稳居第三。同时，在校友企业方面，浙大校友企业家管理或控制的上市公司已超过300家。在现今的大学排名中，国际顶刊发表的论文数量是关键因子。但大学在培养创业人才、服务社会方面的贡献同样重要，尽管这一指标尚未被正式纳入考核体系。
根据美国最大的创业数据库Crunchbase发布的 “2022—2023年融资超过100万美元的美国初创公司的创始人毕业学校”榜单中，斯坦福大学仍然位居榜首，同时其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也名列前茅。所以，这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科研与商业是对立的吗？2019年美国《自然》杂志在其150周年的纪念文章《市场化的科学能够被信任吗？》（Can Marketplace Science Be Trusted?）中也论及这一问题。美国的科研从未与社会和企业的发展脱节，这一点在中国同样也有体现。华为一年投入约1700亿用于科研，其中10%被要求用于基础科学研究。真正优秀的企业，在上游与下游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即科技创新是源头，对源头越重视，技术就发展的越好，驱动的产业就越大，产业更大自然带来更丰厚的利润，而这些利润又回馈给上游，进一步促进原始创新，这样就真正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Can Marketplace Science Be Trusted?》
从上述角度看，一流大学培养的人才及其创立的伟大公司，是不是在改变世界？答案很明显是肯定的。这些企业包括斯坦福大学校友创立的谷歌、惠普、领英，哈佛大学校友创立的微软、脸书，还有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友马斯克创立的SpaceX等。尽管中国像这样的校友企业还相对较少，但我坚信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类似企业涌现，独角兽企业将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独角兽企业是当下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和重要载体。据统计中国以340家独角兽企业位居全球第二，而美国则以703家位居第一。截至2024年5月21日，浙大校友共创办了31家独角兽企业和275家潜力独角兽企业，数量占全国独角兽总数的9%以上。其中，31家独角兽企业的累计估值已达到14060亿元。在2016年的“独角兽创始人·本科院校排行榜”中，浙江大学全球排名曾列第9，超过了麻省理工、南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
那么，浙大缘何有这样优异的成绩呢？许多人认为这与浙江民营企业家的数量多密切相关，这确实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我认为还有一个更为深远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自竺可桢老校长时代，浙江大学就形成了这种创新创业的“基因”。在抗日战争期间，浙大西迁至贵州湄潭的过程中，许多打破常规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在进行创业，旨在影响和改变落后的地区，服务社会。这种精神与使命感，正是推动浙大校友不断追求卓越、勇于创新的动力源泉。
2016年独角兽创始人·本科院校排行榜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讲一讲中美竞争。中美竞争最典型的就是上游的竞争。过去，美国主导着技术的上游环节，而中国则主要负责下游的制造与服务，我们给他们“打工”，形成这样一种国际分工的格局。但随着中国技术的快速发展，美国开始对我们在源头上的发展施加限制。独角兽企业的数量就是中国参与上游竞争的一个重要指标。我们可以看到，2015至2018年期间，中国的独角兽企业数量一度超过美国，但自2019年起，美国的独角兽数量开始反超，尤其是在2021至2022年，这一差距变得明显。其重要原因在于，这些独角兽公司的初期投资者多为海外资本，尤其是美国资本。但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美国资本逐渐撤出，导致依赖这些资金的中国科技公司面临资金短缺，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必然下降。然而，这一挑战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机遇。今天，我们将举办路演和对接活动，旨在为投资者和创业者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在此，我想对在座的投资者说：过去，许多优秀的项目受到美国和犹太资本的青睐，而中国资本往往只能占据较小的份额，但现在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我们有机会主导投资，支持我们本土的创新企业，从源头上推动它们成长。我们期待看到像Xaira这样的初创企业融资出现在国内，出现在湖州，我坚信未来这种例子会出现的。
历年中美新增独角兽数量变化
第二部分：穿越周期的创新
为什么要讲周期？我们必须认识到，改变世界实际上是在穿越周期的过程中实现的。在一个固有的周期内服从规则，如何改变世界呢。而科技的发展则会打破原有的生命周期天花板。熊彼特在1912年的《经济发展理论》书中首次将创新引入经济系统。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源于创新，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破坏的狂风，它摧毁了原有的体系，但为新体系的建立铺平了道路。以新能源汽车行业为例，尽管很多人抱怨某些公司破坏了整个生态，如何不好，但实际上，这些企业所树立起来的行业生态正通向一个更好的未来。
《经济发展理论》
《科学革命的结构》
熊彼特将周期分为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科技的进步带来了长周期的变化，从动力学的开创到第一次产业革命，再到电气、电子以及数字时代的人工智能，这些都是大周期的体现。很多企业家常常感叹现在生意越来越难做，但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他们所谈论的产业往往是那些生命周期已到头的产业。当然，这其中存在其他因素，例如地方保护主义等。
当下所谓的“卷”正是这种现象的体现，即在一个天花板下做着相似的事情，重复着相同的模式。然而，但是我们所倡导的大学推动的创新创业，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卷”，是打破天花板。通过周期的视角，我们若能够洞察下一个周期的到来，尤其是在投资时，如果投的是引领下一个周期的项目，结果必将截然不同。当然，这里面还可分为产业的周期、产品的周期。
在探讨穿越周期的创新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需要提及，那就是范式（Paradigm）。在读博士期间，我读到了托马斯·库恩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其中提到了科学范式这个词。科学本身也存在周期：牛顿力学解释不了的事情，就要引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不行就需要用量子力学来解释。同样的，产业也有周期，而与产业相关更为重要的是技术范式。过去，中国企业主要靠的是引进新的生产线，你引进一代电视机，我引进下一代电视机，但大家都没有赚到钱。因为每次引进新设备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时间来实现产业化，而等你刚刚投产完毕，下一个新产品又来了，大家都处于同一个技术范式之中。
2005年，《科学》杂志在成立125周年之际，提出了125个科学问题，其中绝大多数都属于自然科学领域，但也提出了一个社会科学问题：“为什么一些国家能够不断向前发展，而有些国家却停滞不前”。我认为有一个解释是合理的，那就是发展中国家总是跟随发达国家的范式走，而且通常是发达国家的旧范式。为什么创新能力为什么如此重要？因为自主创新不仅能够让我们快速地学习，而且能够帮助我们穿越周期。
那么，如何穿越周期，从一个范式到下一个范式？美国学者在1975年对美国企业提出了“U-A创新动态模型”，认为企业首先进行产品创新，然后再进行工艺创新或流程创新；而我在1991年提出基于发展中国家情境的“二次创新动态模型”，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情境的创新管理理论体系。
U-A模型与二次创新动态模型
为了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如何穿越周期，我在1995年的书中提到“超越追赶、全面创新的动态进化过程模型”，该模型将企业分为后来者、紧跟者以及领先者三类。如果企业是基于成熟技术进行引进和应用的，那么它就属于后来者；若企业基于一项新兴技术进行发展，则称为紧跟者；而要成为领先者，则必须依赖源头的实验室技术。中国最近几年大规模建设了各种各样的实验室，为什么？因为实验室提供了产业的源头，这是正确的方向。美国有28个国家实验室，这28个国家实验室再结合国家政策，形成了产业底层的源头，进而驱动各个企业的发展，这是美国的一种机制。而更重要的是，管理模式也不同。后来者的管理模式，通常是一种“线性”学习，强调工艺的重要性；紧跟者则需要有衍生型的产品；而领先者则采用一种开放的、“非线性”的管理模式。
过去，中国企业主要对接欧洲、美国和日本的技术源头，但现在我们开始回归对接自己的源头。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自己起来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家打压，迫使我们重新寻找自身的技术源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制造的水平会不断提升。
在当下数字时代，中美两国在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无论从发表的论文数量，还是到大模型的研发，中美的表现都名列前茅。去年，《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文章《红月亮升起（Red Moon Rising）》，指出西方感受到中国在科学领域进展的速度之快，这是很明显的。中国的科学论文数量已位居全球第一，发明专利数量则排名第二。西方之所以感受到了“危机”，是因为欧美国家吃科学红利近500年了，特别是在近代工业革命以后，科学为其所驱动的整个产业链带来很高的附加值。但现在，西方感到一种“危险”，即中国正在积极开展基础科学研究。今年年初，《经济学人》又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电动汽车，一场大屠杀（China’s Ev Onslaught）》的挺唬人的文章。然而，电动汽车到底怎么样其实仍需依赖于上游的技术、上游的科技。
总之，中国正在从原有的受制于他人的范式、原有的周期，切换到新的范式、新的周期。这是我们的机会窗口，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窗口！正如美国抓住从第一次产业革命到第二次产业革命转换的巨大机会窗口，成功反超了英国、法国和德国。如今，这一机会正摆在我们中国面前，我们必须抓住这一历史性的机遇。
让我们再来看看斯坦福大学，浙江大学要去对标它，甚至超越它。斯坦福大学最初并没有很好的基础，但在1950年代时，它抓住了第一波创新浪潮——从电子管到晶体管的转换浪潮；随后，从晶体管到集成电路的第二波浪潮中，斯坦福再次把握住了机遇，因为取得了现今的成绩。与成立已有800多年的牛津、剑桥大学相比，斯坦福大学成立仅比浙江大学早六年，但它却早早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同样的，麻省理工学院也仅比浙大早几十年，但他也成为全球领先的学府。原因是当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的时候，全世界没有一个大学教授航空动力学，而麻省理工则建立了第一个航空系，抢占了这一领域的先机。
斯坦福大学的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是一个综合性实验室，已成为美国非常重要的驱动引擎，驱动各式各样产业的发展（我们国内有很多专业性的实验室，但从未来发展看，我们更需要的是这种综合性实验室）斯。坦福大学正是凭借这一实验室抓住了第三波浪潮，即集成电路的发展驱动个人计算机的诞生。当然，这里面还离不开一项制度的建立——OTL（技术转移办公室），以此为媒介，科技上游活动与下游应用活动开始建立起联系。第四波浪潮出现在1990年代，整个90年代都是互联网的浪潮。互联网浪潮更加催生了斯坦福大学的创业热潮，涌现出改变世界的创业，例如Cisco、Yahoo等。第五次浪潮是Web2.0的崛起，带来了谷歌的诞生；第六波浪潮则是移动解决方案，而第七波浪潮无疑是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要成为一流，就必须创造出新的周期。周期一旦切换，曾经再怎么精耕细作、精雕细琢，都将失去意义。斯坦福大学建立了这样一个涵盖六个关键要素的创业体系：政府支持（Government support），冒险文化（Risk-taking culture），一大批才华横溢、多才多艺、富有想象力的人才（Talented，diverse，and imaginative students），社区配套（A community that gives back），风投资本（Abundant capital）以及与产业紧密结合（Collaboration with industry）。
斯坦福创业体系
总之，真正的成功必须要穿越周期，只有超越周期才有可能“超车”。 “弯道”超车已经不再足够，现在需要的是“换道”，才能真正实现超越。
第三部分：浙江大学校友的新使命
作为一流大学，我们浙江大学的使命就是要在穿越周期的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在上一个周期中，美国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力。曾几何时，半导体曾经是日本最强的产品，但是在美国强迫日本签署两个半导体协议后，日本的发展就受限了，只剩下核心材料和核心零部件。如今，美国试图以类似的方式将中国的崛起打压下去。
当前下一个周期已经开始了，那就是人工智能，这已成为中美竞争的下一个制高点。美国在底层技术方面确实占据优势，世界各地的精英人才也很多聚集在美国，但产品的成功需要丰富的使用场景，虽然美国的技术水平很高，但其应用空间却相对有限。而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中占据35%的份额，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这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中国的研发投入增长迅速，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超过美国；按照现价计算，则占到美国的70%左右，这一比例已经相当可观。在如此高的研发投入下，中国还有一个显著优势，那就是我们的理工科学生，中国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生数量在全球遥遥领先，而美国和日本则面临着人力资源问题短缺的问题。自2006年以来，中国的STEM博士生数量已超过美国，而许多创业项目的创始人正是这些博士生。为此，美国的大学已经开始停止从中国招收STEM学生，认为这已经对他们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我国大学的专利数量和科技成果合同金额也在逐年上升。大学这个角色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从过去单纯复制和传递国外先进技术，逐渐转向自主创新即实验室成果转化的创业，大学已真正成为创新驱动的源头。
全球STEM毕业生数量国家排行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需要反思自身的不足。例如，尽管浙江大学在发明专利方面一直遥遥领先，但在近五年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上，却不如清华大学。此外，浙江大学是专业最多的大学，面对如此多的专业，如果各个学科之间缺乏联系，犹如盲人摸象。一旦视野过于狭窄，刚进入社会的学生往往会感到迷茫。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学科间的交叉，并推动创新创业理念融入，这是实现突破与发展的重要内容。
从我们的实践来看，大学中的创业大多都是创新驱动的创业，这种创新源头驱动的创业模式是最宝贵的，也是最具有市场前景的。如今，许多大学的使命描述都在做一些修改，这种变化是很正常的。我们浙大也不例外，从原来的“求是”改成了“求是创新”。
最近，斯坦福大学发布了一份全球前2%的顶尖科学家榜单，令人欣慰的是，我们浙大在中国大学中排名第二。这说明我们在基础研究方面已经做的比较好。然而，如何将这些卓越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的企业，这是我们接下来需要重点关注的任务。在《财富》最新评选出的中国40位40岁以下的商界精英中，浙江大学校友有四位入选，其中两位是我们浙大的高技术创新与创业强化班（ITP）里走出来的。我们在1999年就创立了ITP，旨在帮助我们的学生更多地从他自己原有狭窄的专业里解放出来，拓宽视野。我们这个班的口号为：“要过不一般的大学生生活，就到强化班来！”这些学生成绩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是心思很活络，经过良好的创新创业引导后，能够取得非常出色的成就。所以，强化班创新创业群现象是一种偶然吗？不是的，这正是体现了我们大学精神的演变。在新时代，大学精神与以往不同，学校更多的不是钻牛角尖的人，而是更多的跨专业去解决问题的人。
在浙大系上市公司中，信息技术和工业制造业占据了较大比例，这与我们在理工科领域的强大实力密不可分，同时也与当前的产业风口相契合。此外，我们还拥有一个浙江大学系的半导体创业军团，值得一提的是，女性创业者在其中占比达9.1%。
浙大系半导体创业军团
在当今时代，穿越周期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技术转移之所以成功率低，主要是因为存在“技术死亡谷”的障碍，而突破“技术死亡谷”已经成为抓住机会窗口、超越追赶的关键，那么，如何才能跨越这个“死亡谷”呢？我认为投资者需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大学参与的研发项目往往涉及新兴科学领域，这个时候项目还无法立即获利，需要依靠投资人的持续投入。就像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一样，鼓励教授成为天使投资人，即使投几万块钱也可以，但前提是要有学生提出好的想法和创意。
基于近四十年对中国企业创新管理实践的研究，我们团队也总结出一套理论方法与工具，我们把它称之为穿越周期的“C理论”，核心CAS框架体系见下图，即情境（Context）、基于能动性（Agency）的共演和战略（Strategy）。
C（Context），即情境：我们要认清楚场景，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创业者，都要先认清你所处的场景是什么样的。
A（Agency），即基于能动性的共演：需要技术与商业模式共演，单纯依靠技术而缺乏商业模式，是无法吸引资金进入的，技术是转不动的，所以两者必须紧密结合。
S（Strategy），即战略：捕捉范式转变情境下抓住机会窗口的企业行动，关注灰度管理，创造性学习与忘却学习、互补性的作用。
CAS框架
回顾历史，中国在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都有所错过。但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互联网经济时代，我们的民营企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有力的竞争者。如今，我们面临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机遇窗口——智能化和数字化，包括A(AI人工智能)、B(BLOCK CHAIN区块链)、C(CLOUD COMPUTING云计算)、D(DATA TECH数字科技)、E(EDGE COMPUTINNG边缘计算)这些技术，这是中国最大的机会所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我们浙大承担这样的使命，校友们承担这样的使命，那就是：创新驱动创业——然后改变世界！
